這次事件被稱為「太陽奇跡（Miracle of the Sun）」，當地報章大肆報道，還刊出了當天人群齊集的盛況。梵諦岡教廷亦確認了此一神跡的真實性，因此於1928年，在聖母顯現神跡的那一片小山坡，開始動工興建教堂，而到了1953年啟用時，更被教宗直接指定為宗座聖殿。直到今天，附近的信徒還會在每天晚上前來教堂參與彌撒，而5月至10月的每個13日，更是擠滿來自世界各地前來朝聖的信眾。
最後一個幻像直到2000年才公開，內容關於教宗被士兵殺害，神職人員相繼殉道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（Pope John Paul II，1920-2005）認為，這個幻像與1981年他本人遇刺的事件有關，是聖母出手救了他一命，因此把從體內取出的子彈贈予花地瑪聖母，嵌在其頭冠上，而教堂附近亦可見到若望保祿二世的雕像。
《聖芝諾比烏斯的三個奇跡》分為三部份，分別為驅魔、復活及復明。 (Sandro Botticelli: Three Miracles of Saint Zenobius, c.1500)
依照展覽名稱，自波提切利（Sandro Botticelli，1445-1510），說起。其人生平，早已在專題展覽中介紹，不再重複，這次參展的是《聖芝諾比烏斯的三個奇跡》（Three Miracles of Saint Zenobius，約1500）。聖芝諾比烏斯是佛羅倫斯的主教，傳說中他行過三個神跡，分別為畫作最左邊的為青年驅魔、中間讓溺死的幼兒復活、右邊讓盲人重見光明。
聖像畫在文藝復興時代是主要題材，例如貴族睡房都流行掛一幅聖母與聖嬰圖。 (Raphael: 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the Infant Saint John the Baptist, c.1510-1511)
在旁邊的，則是大名鼎鼎的拉斐爾（Raphael，1483-1520），作為文藝復興三巨匠之一，參展作品為《聖母子與施洗者約翰》（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the Infant Saint John the Baptist，約1510-1511），特點為題材和諧、色彩柔和，與波提切利的作品相比，就突顯出雖然兩者年代相近，但畫風極度不同。
巴洛克風格重視明暗對比，人物表情亦較為誇張。 (Caravaggio: Boy Bitten by a Lizard, c.1594-1595)
文藝復興年代之後，就來到巴洛克風格作品登場，大多擁有顯著的明暗對比。卡拉瓦喬（Caravaggio，1571-1610）的畫作《被蜥蜴咬傷的男孩》（Boy Bitten by a Lizard，約1594–1595），就明顯看到男孩面上的光影，以及因此而突顯的誇張表情，讓人感受得到被蜥蝪咬到手指時的痛楚。
林布蘭用的手法稱為厚塗法，以濃稠的顏料表達紋理效果。 (Rembrandt van Rijn: Self Portrait at the Age of 63, 1669)
同為肖像畫，身處荷蘭黃金時代的林布蘭（Rembrandt van Rijn，1606-1669）則收歛得多，其《六十三歲的自畫像》（Self Portrait at the Age of 63，1669），並沒有誇張的面部表情，而是用了厚塗法，即以濃稠的顏料繪製，表現面上與衣服的紋理效果。
泰納被稱為「光之畫家」，擅長繪畫光線與氣象。 (J.M.W. Turner: The Parting of Hero and Leander—from the Greek of Musaeus, before 1837)
展覽的最後一部份，由泰納（J.M.W. Turner，1775-1851）所繪的《赫洛與勒安得耳的離別》（The Parting of Hero and Leander—from the Greek of Musaeus，1837前）放於正中，這畫取材自希臘神話的一個悲劇故事，講述分居於達達尼爾海峽兩岸的一對情侶，每晚依靠女方燃起火把作指引，男方游渡海泳前來相會，結果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，火把因暴雨而熄滅，男方失去方向，最終遇溺身亡。
人潮大多集中在展覽的尾段，因為這裡擺放著三位近代著名畫家的作品，分別為莫內（Claude Monet，1840-1926）、梵高（Vincent van Gogh，1853-1890）與高更（Paul Gauguin，1848-1903），放在一起更能看出三人的差異。莫內參展的是《鳶尾花》（Irises，約1914-1917），以紫、藍、綠色構成，據說是因為莫內當時已受白內障影響，導致顏色出現偏差。
梵高與林布蘭同樣使用厚塗法，特色是顏料明顯地突起。 (Vincent van Gogh: Long Grass with Butterflies, 1890)
至於梵高的作品，則是《長草地與蝴蝶》（Long Grass with Butterflies，1890），無論是顏色還是筆觸，都比莫內的作品來得鮮明。這是因為梵高的作畫技巧，如林布蘭一樣使用厚塗法，一筆一筆把顏料塗抹在畫布之上，其顏料之濃稠，甚至令畫作像浮雕一樣突起。
屬於後印象派的高更，強調輪廓線的同時，畫作亦變成平面。 (Paul Gauguin: Bowl of Fruit and Tankard before a Window, 1890)
曾與梵高短暫共事的高更，展出畫作為《窗前果盤和啤酒杯》（Bowl of Fruit and Tankard before a Window，1890），與莫內、梵高相比，又是另一種風格。前兩者的畫作，顏色是混在一起的，景物之間沒有鮮明的分界，而高更則強調輪廓線，也把立體透視要素去除，使畫作變得平面。
《紅衣男孩》是湯瑪斯．羅蘭士爵士的著名畫作，但畫中主角卻在不久後英年早逝。 (Sir Thomas Lawrence: Portrait of Charles William Lambton, 1825)
看完這個展覽，感覺像是上了一課西方藝術史，展示了四百餘年的變化。且不說展出作品是否知名度最高的畫作，單是在一個展覽中集齊拉斐爾、堤香、林布蘭、塞尚、莫內、梵高等著名畫家，就已是香港難得一見的大手筆。美中不足的，是空有闊度而深度不足，雖然著名畫家雲集，但說明解釋不多，需要參觀者自身擁有一定程度的美術史基礎，才能看出個所以然，否則就如展覽封面畫作，湯瑪斯．羅蘭士爵士（Sir Thomas Lawrence，1769-1830）所繪《查理斯．威廉．蘭姆頓肖像》（Portrait of Charles William Lambton，1825）的主角一樣，托著頭然後若有所思而已。
直至1662年，葡萄牙公主布拉干薩的凱薩琳（Catherine of Braganza，1638-1705）嫁予英格蘭國王查理二世（Charles II，1630-1685），隨行嫁妝中帶著大批茶葉與茶器，茶文化自此傳入英國；稍後成立的英葡聯盟，更讓英國商人可以直接利用葡屬澳門與中國商人交易，引入更多茶葉，讓茶文化流傳更廣，甚至成為英國人的生活必須品。根據文獻記載，單是廣州一地，在1750年茶葉出口量為3,542噸，到了1833年急增至20,216噸，可見歐洲茶葉市場在不足一百年間急速發展了好幾倍。
不過，瓷器貿易的龐大資金流動，很快就吸引了歐洲各地王室的注意，開始研發燒製瓷器的技術。最先有成果的是荷蘭人，在台夫特建立了藍陶廠，但因為燒製溫度不足，所以只能燒製出陶器。真正成功研發出瓷器的，則是薩克森國王奧古斯都二世（Augustus II the Strong，1670-1733），在1710年建立了邁森瓷廠（Meissen Porcelain Manufactory），至今仍然是國際頂級瓷器品牌之一。
古斯說故事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