博物館辦特別展覽，通常都會有一個特別題材，然後挑選相關藏品展出。題材或許是某個文明，也可以是某個時段，視乎外借藏品的一方有什麼可供選擇，也看策展方的財政預算有多少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就向英國國家美術館外借了五十二幅畫作，舉辦名為《從波提切利到梵高》的特展，顧名思義，就是四百餘年間西方各大名畫家都參與其中，每人一幅作品，沒有特別想表達的東西，展示的純屬是西方藝術的發展與轉變。
五十位畫家，雖都是藝術巨匠，但名氣有大有小，這次挑幾幅知名度較高的略作介紹。至於從中領悟到什麼，或是純屬看到各人風格的不同，就看各位悟性如何。
(Sandro Botticelli: Three Miracles of Saint Zenobius, c.1500)
依照展覽名稱，自波提切利（Sandro Botticelli，1445-1510），說起。其人生平，早已在專題展覽中介紹，不再重複，這次參展的是《聖芝諾比烏斯的三個奇跡》（Three Miracles of Saint Zenobius，約1500）。聖芝諾比烏斯是佛羅倫斯的主教，傳說中他行過三個神跡，分別為畫作最左邊的為青年驅魔、中間讓溺死的幼兒復活、右邊讓盲人重見光明。
(Raphael: 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the Infant Saint John the Baptist, c.1510-1511)
在旁邊的，則是大名鼎鼎的拉斐爾（Raphael，1483-1520），作為文藝復興三巨匠之一，參展作品為《聖母子與施洗者約翰》（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the Infant Saint John the Baptist，約1510-1511），特點為題材和諧、色彩柔和，與波提切利的作品相比，就突顯出雖然兩者年代相近，但畫風極度不同。
(Caravaggio: Boy Bitten by a Lizard, c.1594-1595)
文藝復興年代之後，就來到巴洛克風格作品登場，大多擁有顯著的明暗對比。卡拉瓦喬（Caravaggio，1571-1610）的畫作《被蜥蜴咬傷的男孩》（Boy Bitten by a Lizard，約1594–1595），就明顯看到男孩面上的光影，以及因此而突顯的誇張表情，讓人感受得到被蜥蝪咬到手指時的痛楚。
(Rembrandt van Rijn: Self Portrait at the Age of 63, 1669)
同為肖像畫，身處荷蘭黃金時代的林布蘭（Rembrandt van Rijn，1606-1669）則收歛得多，其《六十三歲的自畫像》（Self Portrait at the Age of 63，1669），並沒有誇張的面部表情，而是用了厚塗法，即以濃稠的顏料繪製，表現面上與衣服的紋理效果。
(J.M.W. Turner: The Parting of Hero and Leander—from the Greek of Musaeus, before 1837)
展覽的最後一部份，由泰納（J.M.W. Turner，1775-1851）所繪的《赫洛與勒安得耳的離別》（The Parting of Hero and Leander—from the Greek of Musaeus，1837前）放於正中，這畫取材自希臘神話的一個悲劇故事，講述分居於達達尼爾海峽兩岸的一對情侶，每晚依靠女方燃起火把作指引，男方游渡海泳前來相會，結果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，火把因暴雨而熄滅，男方失去方向，最終遇溺身亡。
泰納被稱為「光之畫家」，尤其擅長光線與氣象的處理。在《赫洛與勒安得耳的離別》中，作為背景的月亮與雲海，就展示了泰納的功力，亦可看出與泰納最著名作品《被拖去解體的戰艦魯莽號》相同的風格。
(Claude Monet: Irises, c.1914-1917)
人潮大多集中在展覽的尾段，因為這裡擺放著三位近代著名畫家的作品，分別為莫內（Claude Monet，1840-1926）、梵高（Vincent van Gogh，1853-1890）與高更（Paul Gauguin，1848-1903），放在一起更能看出三人的差異。莫內參展的是《鳶尾花》（Irises，約1914-1917），以紫、藍、綠色構成，據說是因為莫內當時已受白內障影響，導致顏色出現偏差。
(Vincent van Gogh: Long Grass with Butterflies, 1890)
至於梵高的作品，則是《長草地與蝴蝶》（Long Grass with Butterflies，1890），無論是顏色還是筆觸，都比莫內的作品來得鮮明。這是因為梵高的作畫技巧，如林布蘭一樣使用厚塗法，一筆一筆把顏料塗抹在畫布之上，其顏料之濃稠，甚至令畫作像浮雕一樣突起。
(Paul Gauguin: Bowl of Fruit and Tankard before a Window, 1890)
曾與梵高短暫共事的高更，展出畫作為《窗前果盤和啤酒杯》（Bowl of Fruit and Tankard before a Window，1890），與莫內、梵高相比，又是另一種風格。前兩者的畫作，顏色是混在一起的，景物之間沒有鮮明的分界，而高更則強調輪廓線，也把立體透視要素去除，使畫作變得平面。
(Sir Thomas Lawrence: Portrait of Charles William Lambton, 1825)
看完這個展覽，感覺像是上了一課西方藝術史，展示了四百餘年的變化。且不說展出作品是否知名度最高的畫作，單是在一個展覽中集齊拉斐爾、堤香、林布蘭、塞尚、莫內、梵高等著名畫家，就已是香港難得一見的大手筆。美中不足的，是空有闊度而深度不足，雖然著名畫家雲集，但說明解釋不多，需要參觀者自身擁有一定程度的美術史基礎，才能看出個所以然，否則就如展覽封面畫作，湯瑪斯．羅蘭士爵士（Sir Thomas Lawrence，1769-1830）所繪《查理斯．威廉．蘭姆頓肖像》（Portrait of Charles William Lambton，1825）的主角一樣，托著頭然後若有所思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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